我初来《书屋》,洵兄最先为我引见的,便是湖南图书馆的崔述伟老先生。崔老头发花白,身朗体健,笑容可掬,在阅览室里向我们展示他的珍藏,有他的手稿书信、欲理还乱的剪报书影,还有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发黄照片,岁月积尘,细处闪光。自打相识,崔老常亲来送稿,有时把稿件袋放传达室,每每附手书一封,缄好,题款,充满仪式感。我编发他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他与翻译家杨静远的交谊。7月初,突然收到崔老逝世的噩耗,莫名悲痛,感
少时读到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句,自然将他想象成长须美髯的老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偶阅东坡传记,才意识到这位“老夫”还不满四十,与当时的我年龄相仿,而我那时还属标准的“青年教师”。 大概在1996年,复旦大学首次举行向三十年教龄教师颁证的仪式,要我作为代表致辞。见我坐在主席台上,台下的同人大都以为我会代表中青年教师向老教师致贺,却不料我会代表获证的老教师致谢。由于我参加工
一 2023年7月4日,午夜时分,收到葛剑雄先生给我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建智兄:来邮收悉。我现在正在格陵兰舟中,只能于本月23日返沪后,为《书屋》试写题词了,当然我的字写得不好。剑雄。”就这短短的几句话,使我在网上搜索了几个小时,因我对世界上这么个地方,虽听说过,但一无所知。 那晚,也因睡得迟,真使我做起了“北极”之梦。梦境中,我似走进了气候寒冷的北极圈内。走进了千里冰冻、白雪皑皑、银装素裹
一 林徽因出生于杭州,但她在杭州留下的痕迹并不多。在靠近西湖南山路上的清波门,一个叫陆官巷的地方,是林徽因的诞生地,但现在已经看不到昔时的一砖一瓦。所幸她童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蔡官巷23号,与陆官巷一路之隔,现在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离蔡官巷最近的“西湖十景”是柳浪闻莺公园。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无法确认李清照在清波门居住的准确方位,所以杭州市政府就在公园内建了座清照亭。绿树掩映中,一池碧水旁,一座
林长民是民国初年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1919年5月2日发表于《晨报》的新闻稿《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在研究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林长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产生的影响。 林长民长徐志摩二十一岁,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他们无话不说,可以说是忘年交,甚至用“忘年交”一词尚不足以形容之。1922年到1925年,徐志摩经常到林宅串门,与
翦伯赞1940年2月26日到达重庆,不久即发表了《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一文,点名批判了胡适博士。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指出“实验主义是以极粗浅的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玄学”,是胡适从美国的杜威那里贩卖来的。他进一步指出,实验主义者左右开弓,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祖国几千年的文化成就,又对“真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拼命的打击”。他对胡适的一些关于历史的说法,诸如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历史“
2022年8月,笔者编写的《邓嗣禹论学往来书信集:解读与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信集中有四封由杨振宁院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秘书提供的邓嗣禹与杨振宁的往来书信。这四封书信的时间是1981年到1984年,反映出一位中国留美历史学家与一位著名科学家交往的历史。目前,这些书信在不同版本《杨振宁传》中未见记载。 邓嗣禹(1905—1988),出生于湖南常宁,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和图书文献学家。19
书信,在今天已是渐渐远去的风景。旧时风云与师友情谊,常在书信的字里行间。细读旧信,也许可以从另一角度解读出“师友圈”,或可读成“回忆录”。《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出版之时,金耀基先生八十三岁,自称此书“几乎是我半部的‘回忆录’”。此书与金耀基的散文集《有缘有幸同斯世:金耀基忆往集》参读,庶几可合成一部回忆录。 金耀基是老派人,作文都是手写,近年更醉心毛笔书法。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写书信
一 1939年至1946年,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培养学子、刻印书籍。1946年3月,他离开乌尤寺,准备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走。 和马一浮随行的有三十多人,加上各种行李,一条大船载得满满当当。马一浮在重庆停留近二十天,访亲探友,依依话别。他的一大堆行李,由武汉大学教授张真如安排,拜托嘉乐纸厂董事长李劼人,寄放在海棠溪盐店湾的嘉乐纸厂重庆分公司房舍中。 李劼人给张真如写信,表示会好好接待这位国
一 1994年农历7月30日,一向寡薄病弱、八十九岁高龄的台湾著名高僧印顺法师在离开大陆四十多年之后,回到大陆,巡走当年出家、学习、教学等驻锡之地。此番意外之旅,乃是因为法师不能忘却曾经求法修学的因缘。 8月3日下午,法师到达宁波,先去了当年受戒所在的天童寺,又去了阿育王寺,再到奉化的雪窦寺。去雪窦寺,法师特意准备了一束鲜花,敬供太虚大师的舍利塔。法师在自传《平凡的一生》中说:“雪窦寺是虚大师
稼生: 渭北春无树,江东日暮云。 这两句诗我记不清是李白梦杜甫,还是杜甫梦李白诗中的,它说明好朋友总是梦里来梦里去的。 今晚,我又从梦到你的梦中醒来,心中浮现出“渭北春无树,江东日暮云”的怀友名句,披衣坐在书房,写封短笺给你。你好吗?还有嫂子,你俩好不好?我已八十七岁了,开口忘词,提笔忘字。稼生比我大,竟能写那么长的信给我,我很感动,一边看一边哭,一边哭一边看,把信都哭湿了。 稼生,你把我
2024年6月30日清晨,我在赶往机场飞去西北的路上意外地得知:刘桂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已于29日中午不幸仙逝。顿时,我感觉心情很沉重。如今,清华“史学四老”又走了一位。这无异于又一次的清华学术之殇。 犹记得好些年前,清华曾云集一批老清华出身的年高德劭的人文学者,仅历史学科就有多位蜚声世界的老前辈。这些前辈各具特点,各有专长。其中,何兆武、张岂之、李学勤等几位从老清华毕(肄)业后,于新中国成立初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主编的《小讲坛,大先生》。该书精选了二十七位不同时代、地域、领域的教育界突出贡献者和模范代表,展现了他们治学为师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深刻地揭示了“大先生”的形象特质与时代价值,是一部向教育灵魂致敬,启迪教育实践的杰作。“先生”之大,在于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知人论世,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经典途径和方法;文人心态研究,则是知人论世的创新版,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曾风行一时。当时我正在做博士论文《刘基研究》,也颇有取法,导师黄天骥先生给了我很有针对性的指导——黄师关于李白客卿心态的研究,窃以为迄今仍然是关于李白心态研究的最好论述。但是,相对于吴小攀这本著作《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无论是对作家心态的细致准确把握,还是表达方式与表达能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心理学家荣格在瑞士波林根决定对谜一样的《易经》发起冲击,他第一次拿起了芦苇秆,在那棵百岁梨树的树荫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根据传统,他本应拿着耆草,由于找不到耆草,只好用芦苇代替了。 奇怪的是,经过一番摆弄,这些芦苇秆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反应,它们与他的思维过程形成了有意义的联系。不久,他见到了德文《易经》的翻译者卫礼贤。他发现在思维形成有意义的联系的观点上,他与卫礼贤出奇一致。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燕东园左邻右舍》(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一书是一部有关燕东园建筑、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录。徐泓是燕东园40号老住户徐献瑜先生的长女,她生于1946年,她在序言中说,她一直住在燕东园,对燕东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因而在字里行间都表现出对燕东园的无限深情:“必须提起笔来,为燕东园这些小楼,为曾经住在楼里那些不应被遗忘的老一辈学者,为发生在楼里那些不应被湮没
何为“蔬菜”?《说文》解释:“蔬,菜也。”“草之可食者曰菜。”《尔雅注》说:“凡草菜可食者通名为蔬。” 谈起种菜,都知道是在园圃之内种植。春秋时期,学生樊迟向孔子“请学为圃”,孔子回答说:“吾不如老圃。”大概三千年前的商代,“圃”字就已在甲骨文中出现。《说文》的解释是“种菜曰圃”。这说明我国种植蔬菜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了。 《诗经》上记载,“采苓采苓,首阳之巅”“采苦采苦,首阳之下”“采葑采葑,首
之十八: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南方 “耸立于连绵高沼地间的由砂岩铸就的城市;城墙阴暗处如脉石英矿的残雪;港口区鳞次栉比的木屋,上方的山坡光秃秃的,寸草不生;被风吹乱的云朵,被染成玫瑰色和灰色,这是严寒和暴风雪将要来临的征兆……” 停下手头正干着的活,翻开英国文化学者彼得·戴维森的《北方的观念:地形、历史和文学想象》(三联书店2019年版,以下简称《北方的观念》),开头呈现的,就是苏格兰艺术
若论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家中,谁能迥异于现代世界的审美大潮,引发背景各异的欣赏者抛开群类之异化、个体之成见,又能紧紧抓住无数观画者的心灵,当首推赵无极。 在赵无极的画展中,往往能见到观众如同古希腊酒神狂欢节上的萨蒂尔信徒一般,融入了酣畅淋漓的纯艺术之狂欢。赵无极的画中有一股灼人的魅力,恐怕远不是因其自身命途之多舛而使人共情而珍惜,亦非绘画内容的多元丰富而可供品咂回味,而更应该是源于他画作中一种
2024年是梁漱溟先生一百三十周年诞辰纪念。我的外祖父王惺吾曾与梁先生共事、交往多年,于他,梁先生可谓亦师亦友。某种意义上,我有写作这篇文章的激情与责任。 王惺吾,山东成武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爱国民主人士。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在梁漱溟先生感召下回鲁跟随梁先生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从事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与实验。他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代表人物之一
早在1920年,冰心就发表了《译书的我见》,提出翻译三原则——顺、真、美。她说:“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一夹着外国字,那意思便不连贯,不明了,实在是打断了阅者的兴头和锐气。”所以她把“顺”摆在了第一位。此外,她还认为,翻译时要避免过多地掺入己意,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及艺术境界。同时,她也意识到了翻译需要“美”,如何使译文变为“美文”,这就要求译者在文学上要有较好的修养。冰心提出的翻译
2024年2月,老母病危,我们一家三口赶回乡下。在妈妈卧室的木柜顶上,我意外发现一个鼓囊囊的纤维袋,没有想到里面竟然是我中学时期购买或订阅的几种期刊。 记得中学时,邮局是有报刊零售的。《读者文摘》《辽宁青年》《青年文摘》等非常流行,我不时购买,也曾订阅过一些杂志,如《当代文坛》《文论报》等。现存的1990年第2期《散文》,几乎每页都有蠹孔,体现出岁月的沧桑。1996年前后,二十多岁的我将它们钻孔
“画屏山”的俊影从窗外掠过。“西陵峡!”导游一语,蓦地把我一段久远记忆撞醒了。 “画屏山”其实是我当年——五十余年前,对西陵峡山形的私下命名。那一年,船过三峡。瞿塘峡和巫峡,沿途都是高峻挺拔的苍郁群山。船近宜昌,进入西陵峡,山形山影陡然一变——每座山都有一面嶙峋的石壁,却似一个个被融融绿雾簇拥着而连绵不绝的彩色画屏,让我想起桂林山水中某几个如画屏般的山影。西陵峡——“画屏山”,便从此镂刻进我的记
1976年后,来访者中渐渐多了一些失意落魄之君,他们往往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举止犹豫,心神不定。他们因在人生的某一时刻和父亲产生过某种交集,成为“历史疑点”,一生受尽折磨。为了对得起余生,对得起子孙,他们不远万里,前来请父亲秉公作证,只求尽早摘帽,重新做人。来者涕泪交加的诉冤,激起父亲深深的同情和无言的愧疚。他明白,他们及其不幸的家人被自己深深连累,苦不堪言。老父竭尽所能,为这些劫后余生者写信作证
一天,北京来电话,是一位女性的陌生声音。对方自称是出版社的编辑,王得后先生主编一部关于鲁迅的书,托她请我作序,特意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听说是王先生的事,话没听清楚,便应承下来。待书稿到了案头,才赫然看见“研究”二字。研究从来是学术圣殿中的事,我非学界中人,可有置喙的资格? 我确乎很早便开始读鲁迅,“文革”时有好几年简直离不开他的书。因为这些书的存在,我在艰难的岁月里获得生存的勇气。出于亲近的欲望,
记得十年前克厚兄路过开封,席间曾谈及他对经典的认识,说的都是些经典的重要性之类的话,而今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读经典。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往事。1985年,大学刚毕业的克厚兄背负简单的行囊到西北边陲执教,从此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研读经典的学术志业。面对纷扰的世界与熙攘的风潮,克厚兄始终坚守思想本位、学术本位,广泛阅读中外名著,以期对经典作出通识性、普遍性的解读,立志让古人的智慧照亮现代世界,力图以今人的眼
1982年2月9日(正月十六)夜,在哗哗作响的大雨声中,我随父母乘火车离开家乡湖南衡阳,三天后到达甘肃柳园,15日夜宿冷湖。次日早饭后,我迎着清冷的阳光和凛冽的寒风,向长街东头迤逦而行,没想到遇上了外国人。他们见人都很友好,我们互相挥一挥手,“哈罗”“哈罗”。过后才知道,1979年开始的甘青藏石油大会战(主战场在柴达木盆地,也是柴达木石油第二次大会战),当时的石油工业部与美国地球物理勘探服务公司(
术业有专攻,我对古堡近于无知,因此,当我读到《寻迹中国古堡》这本书时,我的心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深恐辜负了作者的这份信任。 我记得多年前读过作者的一本书《太行古堡》,后记中作者的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形的古堡,矗立在山谷河岸,无形的古堡,构建于晋城人心中,二者异形同构,天人合一,凸显了晋城古堡内在的生命本性。” 在作者的笔下,中国各地古堡形异而神同,均是人为自身生存发展之需而构建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