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动力,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政治和实践意义。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需要聚焦关键议题并注重体会以深化改革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坚持人民至上推进改革深化的价值取向、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趋势,以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关系的现代化要求。在关键议题方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三个统筹”强调充分发挥县城承载人口转移和带动强农惠农富农的经济功能,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需要与巩固完善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注重科技融合与产业链延伸,重视生态、数字和金融要素赋能,因地制宜有序发展。城乡共同富裕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支撑生态化共同富裕的系统性变革,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和共同繁荣;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基本国情为实践依据,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慎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要辩证认识城镇化的“双刃剑”效应,兼顾城镇化与逆城镇化趋势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域中,历史主动是创造历史与发展历史的主体——人的主动,也是作为主体的人主动创造历史与发展历史的活动与行为。历史主动精神孕育于历史主动之中,历史主动精神是历史主动的必然升华物,是历史主动的精神存在形式。正如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历史主动一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历史主动精神。对于历史主动精神而言,历史首创精神或说人民首创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只有在历史主动精神的加持下,我们才能保持长期而持久的历史主动,才能增强历史主动。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最重要的是大力发扬历史首创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创造历史伟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离开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加持,人们在历史的创造以及推动历史的发展中就会失去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活力。只有激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以伟大的历史主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伟大跨越,是他留下的一笔重要历史遗产。他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驳斥“贫穷社会主义”谬说,揭示了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和宗旨;他对马克思的整体世界理论作了中国化的诠释,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主要开放对象,既肯定同一性又坚持斗争性;他调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传统理念,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积极创造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他意识到对外开放带来的负面因素,要求在对外开放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为持续实施对外开放奠立了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一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典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重大突破,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此基础上又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高度。
通过《洪范》与《五纪》的文本比较,可以证明两者在语言、概念、文体、结构等文本特征上存在紧密关系,《五纪》可以定性为《洪范》类文献,从而填补了战国时期《洪范》之学发展的空白。从天道到人道是《五纪》的基本思维结构,“礼、义、爱、信、中”等人间伦理规范就是天道的一部分,神癨在天人关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天人之间的对应类似董仲舒的“人副天数”,但只是“副数”,尚未到“副类”的程度。《五纪》认为人类一切问题产生以及一切制度重建的合法性原理都可以从一治一乱的历史观中找到解答,由此知识、思想、宗教、权力可以得到名正言顺的重新配置。“中”与“德”是《五纪》中两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中”既是“五德”中最高者,也是中心、统摄、公正、圆融、准则的象征,“德”作为民德是外在伦理规范,作为君德则是体现为作用与功能的政治艺术。
近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造成了深刻影响。它不仅重塑了先秦两汉哲学思想的图景,也从许多方面影响着当前研究工作的走势,后者主要表现为研究者的观念、视野和方法在其推动下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就此进行反思,关系到如何全面认识简帛的学术价值,此外对古典哲学研究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检讨。出土简帛从不同方面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其中“走出疑古时代”和“简帛文明”这两个符号尤能反映此等影响。材料内容的多样性、研究工作的跨学科性质,促使大家的视野变得开放和多元,使研究局面上重现“百家争鸣”具有了条件。学术方法也由此出现变革,从文本到义理作为基本路径得到强化,“二重证据法”被引入哲学史研究并发挥重要作用,过程中小学的工夫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运用。这些影响相互关联,总体上形塑出“简帛思想研究”这一新的模式。在助推古典哲学研究的同时,此中也存在有待调整和优化的地方。
在《诗》学史上,“《诗》教”的基本含义就是以《诗》作为教育的内容或素材,并通过一定的教育形式而达成对人道德的培养。从春秋至汉代,《诗》教经历了从官学转为私学、再从私学向官学的复归,施教者、受教者以及“《诗》教”所要培养的道德意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诗》教”的功能是与人们对《诗》的经典意义的理解相应的。而对《诗》经典意义的塑造,面临着一个《诗》所特有的困难,即《国风》诗篇的来源、内容以及意义的驳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内在地影响着早期“《诗》教”功能的演变。《关雎》作为《风》之始,围绕该诗的解读最为鲜明地体现着这种演变。
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既是激发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4年正值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25周年,在系统回顾西部大开发历程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提炼西部大开发25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特征,并深入分析当前推进西部大开发可能面临的新变局,以此提出通过实现5个转型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向顺应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转型。最后提出要健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支持全面创新体制、完善宏观区域协调发展体制、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制、完善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严羽对晋诗评价很高。这与刘勰、陈子昂的态度截然不同,与钟嵘和沈约的态度虽然相近,但在所指对象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同样有着很大的差异。鉴于晋代诗人所跨越的历史时期和晋代取代曹魏前后的实际情况,严羽的晋诗所指的范围与前人有所不同。严羽最看重的晋代诗人是阮籍、陶渊明、谢灵运、左思等人。他以“高古”“有建安风骨”评价阮籍,以“质而自然”评价陶渊明,以“透彻之悟”“无一篇不佳”评价谢灵运,以“高出一时”评价左思等,都是他“汉魏晋”并称的具体理由,从中反映了他以体制、风骨、气象、悟和自然质朴等诗歌评价标准,对晋诗作了具体定位。
淮安、扬州作为南北交通要冲与经济、文教发达之地,早期桐城派作家不仅在这里得到经济支持与声名传扬,而且他们的为学为文理念,如重视文章情感内核与文辞“活法”的古文观念,以及将时文视为经学学问之一环与古文辞之一体的时文理念,也得到了淮扬友人的充分肯定与呼应。这些理念,日后成为桐城派文章理论的重要内核。考索清康熙至乾隆初年以戴名世、方苞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作家与以王式丹、王懋、张符骧等为代表的淮安、扬州府士人交游情况,并进一步探析桐城派精神血脉中的“淮扬”因素及其文学史意义,也即桐城与淮扬两地之间的人文交流与文化互动,可为我们理解清代知识界学风与文风的形成机制提供典范样本。
面对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复杂化的公共需求,传统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普遍存在供给滞后、供需错位的问题,亟须探索实现供需平衡的创新路径。敏捷治理理论为创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供新思路,二者在价值追求、实践应用、环境适应、技术利用和转型发展五个方面存在契合性。应用“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分析国内外典型案例,归纳国内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敏捷治理的基本模式。研究发现,各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敏捷治理的主体结构性质及实践范畴存在差异,但在多个方面也存在共性。当前,推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需要以公共需求的动态性、回应性为价值追求,从构建和完善多主体弹性协同机制、公共需求顺畅表达机制、公共需求主动回应机制、公共服务统合生产机制、监管评估与学习迭代机制、公共服务技术嵌入机制等方面统筹考虑、综合施策,切实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主动性和精准性。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对提升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演进历程发现,其从关注效率、市场机制等分立状态走向网络、整合的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结构性不均衡、供给主体碎片化和供需错配等问题,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的整合机制。为此,构建主体协同、过程协同和结果协同的三维分析框架:主体维度强调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过程维度聚焦需求导向的服务供给与技术赋能,结果维度关注服务的均等化与可及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技术支撑和创新治理模式等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在当前阶段的主要方向和基本要求。“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一种理论框架。具体来说,“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大有机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具有鲜明的包容性、交互性和普惠性;“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导实现发展和安全、规模和精品、效益和公益,以及中方诉求和其他各方诉求之间的平衡、协调与互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承载着共建各方在政治逻辑、国际政治的关系模式、国际经贸的互动方式、国际安全的格局架构和文明间关系等多个方面除旧布新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努力。这些内容体现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基本属性、总体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以及对于世界风潮的价值引领,并进一步形塑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品格。
灾害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共有风险挑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沿线地区和国家协同灾害管理合作。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沿线受灾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和优先方向。中国与东盟较早开展灾害管理合作,为“一带一路”灾害救援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范本与实践经验,但也凸显出受援国主权问题考虑、东盟方式在灾害救援中的灵活性不足、地区和国家应灾技术能力与标准不一、地区救灾机制拥堵等现实挑战。展望未来,中国与地区和国家灾害管理合作应注重与多元救援主体建立广泛联系;利用大数据与信息技术优化灾害预警与风险评估;完善防控联控机制建设与能力建设并行;依托中国—东盟应急管理基地形成示范效应;积极引导地区不同救援主体良性竞合,协同地区和国家参与国际多边救援行动,进而探索优化“一带一路”灾害管理合作模式,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