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面临着资本霸权、政治极化、文明冲突等三大挑战,同时也迎来了和平发展、合作发展、文明发展等三大机遇。正是鉴于这种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任务。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综合的政治文明形态,是人类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位一体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态。因此,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既不是简单延续中华传统政治
摘要:文化使命是社会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它既是一种精神的凝聚,也是一种物质的创造,在推进人类文化创新、文明发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历史发展的规律一再表明:任何国家、民族,乃至任何一个现代政党,担负文化使命者强,而忽视文化使命者弱,甚至自食文化沉沦苦果。中国共产党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依据严密的历史发展逻辑,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现实逻辑、价值逻辑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
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农民共富是关键和短板。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历经破旧立新的革命奠基阶段、曲折前进的艰辛探索阶段、改革创新的加速推进阶段、脱贫振兴的跨越发展阶段,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并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可总结为:在政治保证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同向聚合;在力量源泉上,坚持为了农民与依靠农民良性互动;在致富方法上,坚持发展生产与制度保障协同发力;在促进方式上,坚持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是在原有生产力基础上孕育并突破传统形态的先进生产力,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在定位上,新质生产力被确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要素,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坚实支柱,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基石。在内涵上,新质生产力理论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目标,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作
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基础和支撑。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是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的重农思想源远流长,国家的兴衰与农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总结1949年以来“三农”政策的演变, 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
摘要: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的重要手段。基于2012—2022年1903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明显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且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环节,数字技术因不能提高要素效能进而影响了数字化转型提高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在制造业企业决策和管理
摘要:作为现代资本世界的重要价值导向,分配正义有着三重向度上的基础支撑,即按要素分配原则、财产所有权制度以及个人利己主义共识。囿于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勾连及其共谋关系,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批判始终是三重批判,这一批判深入到“三位一体”的财富分配公式、资本支配劳动的社会权力以及浮士德精神的不断扩张之中。唯有历经这种三重批判,方有可能瓦解现代资本世界的正义意识形态幻象;唯有确立私有财产权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摘要: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部对马克思完善论的阐释方向产生了巨大分歧。吉尔伯特、格罗夫等人推动“以亚释马”的解释路径,而莫格奇、宽特等人致力于将马克思整合入“后康德完善论”的现代思潮。与此同时,阿内森、金里卡等学者质疑马克思式完善论的立场的合理性,并企图用罗尔斯式的自由平等主义立场予以矫正。然而,马克思基于感性实践、生产的主体对称性关系以及内生性的历史辩证法的立场,不仅能有力将自身从“亚里士多德—
摘要:《周易》的生生文化给生生哲学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从《周易》的生生视角看,圣人是其中地位最崇高且最为重要的主体。“崇德广业”是《周易》对圣人总特征的概括,而“崇德广业”的本质内涵就是生生之德。圣人的生生之德有三个层面:参赞化育以尽性命之理,这是生生之德的深层内涵;极深研几以随时而变、教民卜筮以趋吉避凶、观象制器以利民用,这是生生之德的具体展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这是生生之德的重要保证。以生
摘要:“花瓶“是20世纪30—40年代社会保守派对现代职业女性的蔑称,意指这些女性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只配装点门面乃至供人赏玩,由此也激发了思想界的论争以及女性为洗雪花瓶之辱所作的抗争与反思。作为一种备受热议的社会现象,“女性与花瓶”也成为文学争相描摹的对象,并受到新兴媒介的关注。由社会舆论、文学书写、新兴媒介共同塑造的“花瓶”形象既记录了中国现代职业女性的初始状态,也与当下职业女性的境遇构成了远程
摘要:抗战爆发带来的社会变化突破诗歌文体的惯性,新诗书写抗战面临文体层面的困境。时代变幻呼唤着诗体开拓,卞之琳、蒲风等诗人开展书信体诗歌创作实践,产生《慰劳信集》《真理的光泽》等作品。书信体诗歌摆脱诗人独语,对受信人发出单向对话,又面向大众读者呈现戏剧性对话场景,形成单向倾诉与戏剧对话的复调;书信体诗歌以微观叙事介入宏大题材,推动诗歌书写从小我向大我的过渡与融合。书信体诗歌借助战士诗人、文艺宣传者
摘要:俞铭传首次集中性翻译苏东坡诗词16首,开启了苏东坡海外传播的新篇章。俞铭传所选译的苏东坡诗词文本,旨在向西方传递“中国人的精神”。从主题内容上来看,着重于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展示,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伦理化和自然化精神的呈现。俞铭传撰写的苏东坡小传与其选译的诗歌文本构成互文性关系,共同阐发了苏东坡身上所兼具的儒释道精神,及其在三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努力。俞铭传的翻译,并不拘泥于苏东坡诗词
摘要:革员,又称废员,主要指因罪或因过被革职的官员。晚清战端四起, 政府为解决乏人之患,革员为重寻进身之阶,革员大量差委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咸丰年间,在中央与地方充分配合下,任用革员差委主持行政事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用人困局,为地方行政运作注入了机动性和灵活性。然而,同治年间,皇帝暗弱,虽几经下谕,但革员违例差委、带印差委、差委即升现象突出,这既是中央管控乏力的表现,也是应急变制过程中清廷
摘要:A. C.拉波-达尼列夫斯基是彼得堡历史学派的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从19世纪末起,其史学思想从实证主义逐步过渡到新康德主义批判哲学上来,《历史方法论》的出版标志着他的史学思想演进的完成,最终形成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创造性综合。拉波-达尼列夫斯基提出历史社会知识理论建构方法并从历史学角度分析社会学。在讨论历史知识理论问题时,他思考一般社会知识认识论问题,进而形成了历史与社会学理论的独特综合,即
摘要:法治乡村建设既要重视法治运行的外在维度,更应强调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内在回应。我国乡村社会是一种自治的社会,法治乡村必然是依法自治的乡村,乡村自治法治化是构建法治乡村的基本逻辑:自治主体法治赋能、自治权力规范有序、村民权利有效实现、依法自觉参与自治是法治乡村的基础前提、关键领域、根本目标、实践机制。为此,应通过进一步理顺村民组织关系、强化小微权力规范治理、实现村民权利有效维护、注重自治法治参与教
摘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着法治供给不足的困境,反映出国家法律供给与乡村现实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以及国家法治体系与乡村传统自治模式在功能协调上的不足。“平衡式法治”理论框架,以“礼法共治”的历史思想为基础,主要特点是兼具融合性与适应性,可以帮助实现国家法律与乡土规范的协同共生。“平衡式法治”有助于解决法治实践中
摘要:中国基层治理的目标是实现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这要求大力动员社区骨干引导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基于中国本土化拓展后的社会结构交换论建立分析框架,对骨干分子社区参与的动机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发现:骨干分子与居委会成员构成了社会交换关系,其社区参与是为了寻求各类社会报酬,包括外在报酬、内在报酬和关系报酬。总体而言,在满足自己心理和人情关系需求的同时,骨干分子更在制度规则内以一种
摘要:乡村技术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苏南地区的典型经验表明,基层挤压型结构是形塑乡村技术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国家借助技术治理提升纵向延伸与横向整合能力,大量外生性的治理事务借助国家技术治理体制嵌入基层,乡村治理转变成一种可被量化、回溯以及追责的科学过程,基层组织承受行政体制的刚性挤压。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的生活化转向使得治理任务呈现更强的社会嵌入性,基层组织因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